夏衍：具有世界胸怀的左翼文艺家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夏衍“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对夏衍来说，电影艺术家，只是他众多身份中的一个。他不仅涉猎电影、戏剧、报业、翻译等领域，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战线的领导者之一。

　　夏衍生于1900年，卒于1995年。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评价，“他的一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考察夏衍的一生，宛如翻看半部中国左翼文艺史。在中国左翼文艺革命的多个领域，他都是当仁不让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为民族革命，为中国现代话剧、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并且受到世界进步文艺家的尊重与认可。

　　和20世纪初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日本是夏衍了解世界的窗口，是他走向文学与革命道路的最初舞台。1920年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夏衍获得了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随后考取了明治专门学校（下称“明专”），进入电气工学科学习，开启了6年8个月的留日生涯。

　　明专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为夏衍打开了广阔天地。为了能阅读原著，他开始苦学外语。除了精通英语与日语，夏衍还粗通德语与俄语，这为他日后的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3年，在同学郑汉先介绍下，夏衍加入了九州帝国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在这个组织里，夏衍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并积极参与到一线工人运动中。从明专毕业后，夏衍考入了九州帝国大学工业部，开始步入职业革命道路。

　　夏衍不仅在日本找到了自己甘愿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也从日本人民身上学到了一种“顽张”精神（ganbaru，意为坚忍不拔）。“日本民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仅善于吸收一切外国的先进的东西，把它‘嚼碎、吞下、消化掉’，而且能够进一步融会贯通，青出于蓝，把它改造创新，成为有日本特色的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夏衍的言谈处处彰显出对文化的开放、包容态度。正是这种胸怀，使他在民族革命的危急关头，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世界情怀。1945年8月9日，美国在广岛投掷3天后，夏衍便撰写了时评《从所想起的》（《新华日报》）。他明确将日本法西斯与无辜的日本人民区分开，并指出科学的两面性：“战争的目标是打击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科学的成就应该有助于人类的进步，而不是毁灭人类。”

　　这篇文章在国际社会引起热烈反响。日本历史学家井上靖在其《战争日本史》一书中，特别提到这篇时评字里行间对美国使用的反对，展现出中国不同于蒋介石政府的态度与格局，赞扬了其中的世界主义精神和对科学技术的审慎态度。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在其《伟大的道路》中也作了如是评价：“重庆的新闻界，只有一家报纸——的《新华日报》——认清了这一事件的意义。”

　　夏衍对祖国人民有着深切的热爱，甘愿为革命奉献一生。但他同时热衷于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能够以一种胸怀天下的态度面对世界上一切受苦受难的人民。

　　夏衍的世界眼光与世界影响也体现在他的文艺活动中。首先是翻译，1927年到1930年，夏衍翻译了大量文学及社会科学类著作。日本学者阿部幸夫曾无不感慨地说：“作为党的文艺工作干部的沈端先（夏衍），真是三头六臂，拼命地工作；他翻译介绍日本的小说，重译介绍苏联的艺术论、文学论，并引用它们来论述无产阶级文学和性意识的问题等等。”其中代表性的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表露出他对妇女与家庭问题的关注，反映出其女性主义视角。这个译作让周恩来注意到夏衍这位“文艺骨干”，从而将他纳入“左联”筹备小组。

　　其次是戏剧实践。早在日本求学时期，夏衍便翻译了菊池宽的《戏剧研究》，并随后托付给田汉代为出版。同时他大量阅读了契诃夫、易卜生等人的剧本。在东京参加革命活动之余，他经常去东京小剧场，与日本进步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一同研讨戏剧创作。夏衍还曾组织过留日学生的进步文艺团体“左翼艺术家同盟”，并参加了日本的进步“新剧”（即线年回国后，夏衍的第一次戏剧实践是导演德国剧作家米尔顿的话剧《炭坑夫》，作为“上海艺术剧社”的新剧于1930年1月6日起在上海公演。到场的有史沫特莱、尾崎秀实、山上正义等。这次演出为中国左翼戏剧运动打下了基础，也为上海艺术剧社赢得了国际声誉。

　　1933年，为迎接“远东反战大会”所排的话剧《怒吼吧，中国！》，则是夏衍作为组织者在左翼戏剧运动中的另一成果。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世界反战委员会代表马莱、古久里等人观看了这部话剧后十分激动。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走进了世界人民的视野。

　　在南洋戏剧文学界，夏衍也有重要影响。1946年，在周恩来指示下，夏衍领导由抗敌演剧队改组的“中华歌舞剧艺社”（下称“中艺”），前往南洋进行文艺宣传。“中艺”在南洋开展了大量演出，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草木皆兵》（与宋之的、于伶合著）等剧作受到南洋观众热烈欢迎。

　　夏衍的剧作本身对南洋戏剧文学界也有深刻影响。比如新加坡作家苗秀的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不仅在名字上仿照了《上海屋檐下》，也同样将目光集中在底层人物上。南来剧作家岳野的作品《风雨牛车水》，则借鉴了《上海屋檐下》的场景构思，由三房租客的日常生活写出了人们在贫困境遇中的无奈。

　　在电影方面，自1932年进入电影界开展工作后，夏衍翻译了苏联电影家普多夫金的一些作品。他后来编剧的《上海二十四小时》深受苏联蒙太奇学派的影响。此外，也有研究者指出了这部作品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遥远的呼应关系。

　　在电影的“软硬之争”中，夏衍成为左翼阵营的中坚力量。他对“软性电影”的辛辣批判也同样呈现出世界眼光。他以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电影“鼓吹乐天主义，使劳苦的大众得到暂时的安慰”为类比，抨击让“观众消散对于现实生活的苦痛”的“软性电影”，其某些见解与大戏剧家布莱希特不谋而合。

　　应当注意到，夏衍在参与左翼文艺创作实践与理论论争时，始终没有将中国左翼文艺革命看成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将之放置在世界左翼革命的总体之中。

　　夏衍的革命文艺创作及其进步文艺活动，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是在日本。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阿部幸夫就着手将夏衍自传《懒寻旧梦录》译介到日本。他和松井博光、佐佐木郁子共同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化与状况》中有夏衍的相关介绍，并且和高畠穣合作撰写了夏衍与丁玲的研究专著。另一代表学者板谷俊生则与板谷秀子于1985年翻译了夏衍的《秋瑾传》。当然，夏衍更多仍是作为戏剧家被海外读者所知，其中又以《上海屋檐下》和《法西斯细菌》两部剧作最有影响。日本学界相关研究有板谷俊生的《夏衍和“上海屋檐下”》以及近年来山本优子的《夏衍〈法西斯细菌〉的创作背景及其作品》。

　　在英语世界，夏衍的剧作《考验》最先为人所知。此作于1955年便由《中国文学》译介到海外。香港“《译丛》丛书”则于1974年译介了《上海屋檐下》。《上海屋檐下》同样还被收录在夏志清学生耿德华选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戏剧选》以及陈小眉选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戏剧选》中。

　　德语世界中，东亚研究学者史蒂芬·冯·明登在研究赛金花传说时注意到了夏衍的剧本《赛金花》。在其1994年出版的专著《赛金花奇闻：对这一义和团时期传说之起源和传播的历史学—语言学研究》中，冯·明登对这一剧本进行了全文翻译。

　　最近，乌克兰基辅大学的沃罗贝和维乔林斯卡发表在《东方世界》的《中国戏剧表演中的电影蒙太奇法则：夏衍的创造实践》一文注意到夏衍在电影、戏剧创作中的创新。作者认为，夏衍把电影蒙太奇的技法运用到话剧创作中，使中国话剧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就现状而言，海外学界对夏衍的译介与研究仍较为有限。要认识到夏衍艺术实践的独特之处，有必要将其与中国左翼革命联系在一起。夏衍在戏剧与电影上的艺术摸索，一方面出于革命工作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普罗文艺与知识分子使命的有力结合。

　　作为左翼文艺家，夏衍始终具有世界眼光与胸怀，这一点在当时已为世界所深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展开，相信海外学界会对夏衍在中国革命以及戏剧、电影艺术方面的推动作用，有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