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生活美学

　　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具有审美的因素。生活美学在国际上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同时也是我国美学发展最新的前沿。

　　生活美学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美学最前沿的思潮，从新世纪以来已经有了近十年的发展时间。

　　生活美学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当代社会生活审美泛化不仅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而且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生活美学主张美学向生活回归，着力挖掘生活中的审美价值，提升现实生活经验的审美品质，增进当代人的人生幸福感，使美学不再囿于文人的小圈子。

　　生活美学特别强调把中国美学建立在本土深厚的基础之上。中国古典美学传统就是生活美学，它强调有情的人生。

　　当代艺术的转机是从现实主义的内部开始，并没有过多借助外部世界的影响。以油画创作为例，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油画承袭了现实主义的风格。

　　尽管这些摆脱旧现实主义，走向新现实主义的艺术获得了最初的成功，但艺术内部的取向和创作意识却暗示了现实主义在不远的将来会走向衰微。这就进入到当代中国艺术的第二个阶段精英生活美学。

　　这个时期，作为个体的艺术家与国家相分离，摆脱了隶属于国家的身份获得了独立，形成了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二元对立的格局。精英文化是由独立艺术家倡导的文化，主流文化则是由政府发起并掌控的文化。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美学热，以理性的形式表现感性的解放。美学热既普及了美学的观念，也激发了艺术家自律和审美自觉的双重追求。

　　上世纪80年代现代性的启蒙事业在中国得到了复兴。中国的启蒙没有像西方那样，要面对强大的宗教问题。在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变革往往出现在社会现代性之前，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就是如此。中国现代性结构中没有西方的艺术、科学、道德三个领域的绝对分化。囿于中国现代性的任务尚未完成，在现代性诸多方面杂糅的情况下，中国艺术延续了这种历史传统，它被要求有承载拯救世俗的功能。

　　上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们，最初把自身定位为社会的立法者，艺术界也形成独特的、自律的领域和体制。同时这也促成了审美主义的观念在中国占据主导，它强调审美是非功利的，艺术是自律的，这两点都是当时艺术观的基本性质。

　　在中国本土，恰好是因为审美现代性出现在社会现代性之前，成为了社会现代性的先导，审美和艺术的功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就得以提升。现代主义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得以再次登场，并和审美现代性紧密结合在一起。

　　前卫艺术家最初以反思的审美姿态出现。前卫艺术的核心便是反体制。欧美前卫艺术反对市场体制，中国自政治波普以来却越来越成为市场的同谋。90年代之后，前卫艺术家放弃了立法者的角色，成为自己生活的阐释者，并促成了艺术创作从公域空间到私域空间的转化。

　　尽管中国艺术的启蒙性的现代重任还没有完成，上世纪90年代激进的艺术家却开始了后现代化的艺术。艺术家反过来开始清理人文精神，逃避崇高成为他们的共同选择，他们开始解构理性绘画所建立的宏大叙事。这个时期的艺术家清醒地认识到从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艺术的转变，这个转变被认为是具有崇高精神的理性主义者转变成信仰缺失的人，转变成文化虚无主义者。这意味着，这一代艺术家放弃了启蒙精英创作者的角色。他们甘愿成为专业化的艺术制造者，他们讨厌在艺术中承载艺术之外的东西，甚至认为艺术创作本身是某种游戏，要从大众的立法者变为对自己生活的阐释者。

　　日常生活美学后现代线年代初期之后，官方艺术、学院艺术和前卫艺术形成了三流分立的格局。当代中国艺术深层流变的动因在于中国文化的转变，从文化的统一到文化的两分再到文化三国，上世纪80年代是精英文化脱离政治独立的文化两分时期，文化三国就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格局。

　　在这样的环境下，当代文化和当代艺术都迎来了“审美泛化”的变化。审美泛化包括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生活化，这两个浪潮对于我们来说都不陌生，中国文化向来就有生活化的传统。当代艺术试图突破传统的界限，更加关注恢复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新关联。沿着“回到中国”的道路，当代中国艺术家寻求新的方式，从创作和技术来看，都使艺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这个时代就被称为日常生活美学的时代。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占据了主流的中国当代艺术出现了三种当代话语方式。第一种是政治波普艺术，它反讽传统意识形态。第二种是玩世现实主义，它逃避崇高的内涵。第三种是以新写实派为主导，旨在回到日常的状态。这三种艺术话语都是回归日常生活的道路。政治波普是把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加以并置，玩世现实主义是从精英生活反叛到日常生活，新生代艺术则把日常生活当作日常生活。

　　从政治生活美学、精英生活美学到当代美学，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到当代主义，当代中国艺术在30年的时间已形成三种基本模式，即反映生活模式、提升生活模式和回归生活模式。

　　反映生活模式对应现实主义，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艺术从内容到题材被政治化，它是政治审美的产物；提升生活模式对应现代主义，它对应审美主义的理论，根据康德非功利的艺术审美观念，艺术一定是超越生活的自律存在，是对日常生活的否定与拒绝。艺术否定生活成为定律，在精英生活美学中，审美同时被乌托邦化。

　　回归生活模式是当代各类艺术的共同诉求，它产生于审美泛化的背景之下，要求把日常生活当做现实生活本身看待，不能走政治生活和精英生活的老路，具有大众性的基本取向。

　　过去100年间，似乎只有西方才能产生各种理论。“西方出理论，东方出实践”似乎成为了定论。理论在西方产生，中国利用西方理论来阐释自身，这种观念曾得到广泛认同。西方学者也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投向中国，他们关注全球化与地方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艺术张力。但全球化并不等于西方化，全球化给中国艺术带来的问题在于，中国艺术家如何使他的艺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美学家与艺术理论家如何提出一套有中国性话语的艺术线年到现在的中国艺术可以看做是由“去中国性”到“再中国性”的过程。当代中国艺术在与全球艺术同步的同时，越来越感受到本土的价值所在。

　　当代中国艺术的实践，始终都在走一条现实的道路，从未营造出纯粹的艺术乌托邦。当代中国艺术的实践与理论同样非常重要。从中国化的生活美学出发，中国艺术更需要回到中国经验，中国艺术家要创造出新的有中国性的中国艺术，也要在其中看到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同时，中国的美学和艺术理论家要建构出具有中国性的理论，对当代中国艺术进行合理化的阐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本文由本报实习生郑毅根据作者讲座记录整理）